《青春兒女》的題材輕鬆感人，充分表現出年輕一代生活的愉快。在人生的歷程上，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像燦爛可愛的春天。《青春兒女》的編織正予人以一份歡悅，讓觀眾親切地重溫年輕時期的生活，把生命的熱力燃燒起來。 活躍在《青春兒女》中的人們是可愛的，瞧吧：葛蘭、林翠、陳厚、喬宏這些影星們，有歌有舞、有笑有玩，從課室鬧到宿舍，從宿舍鬧到郊外，每一個生活片段，就等於一闋青春進行曲中的音符，引人走向生命溫暖的一面，構成了一幅人人喜愛的學府風光浮世繪。捆在中國電影事業身上的繩子真是太多了：狹窄的市場、不健全的觀眾、未完備的發行網（看看本港演國產片的那些破戲院已叫人不寒而慄）、短絀的資金、小得與國際水準不成比例的攝影棚，和簡陋的設備。能將這樣一件現代企業，以手工業的方式來進行，已叫人佩服中國人的克服困難的本領。所以我在影話中寫到國產片，無一次不懷著不忍之心，惟恐下筆過重，尤其是對於更遭受這些困難的壓力的「獨立製片」，而對那些為了「立場」，扯高嗓子唱高調，大叫「浮淺」之類的輪客，不勝憎惡。但本片是電懋的出品，作為一家大公司，前述的壓力自然較輕，也易於集中較多好的人才；事實上電懋出品的態度也較謹嚴，不僅顧到市場的普及，也注意到藝術水準的提高。所以為了對它的期望較高，願意深說一點：雖然以國產片的大體水準來論，本片已是一張很不壞的片子——所謂「責備賢者」，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也。正如片名所表現，本片是一張描寫學生生活的「青春兒女」的故事，葛蘭、林翠是兩個初入大學的女生，前者愛音樂而後者嗜運動，偏偏她們所愛的男同學喬宏與陳厚，愛好與之相反，於是喜劇的糾葛因之展開，最後在人人應求「平均發展」的主題下圓滿解決。首說編劇：作為學生，「平均發展」不能僅指課外活動，但我們在片子裡看到的，只是葛蘭也去參加運動，而林翠參加了歌詠團，我們都看不到她們讀書！遂使這「平均發展」有捨本逐末之感。這一點，剛放映過的《學府春色》（Bachelor of Hearts，1958）就高明得多，它對男主角的用功讀書，有強調的描寫，而同時不礙其喜劇趣味，這是主題上的問題。至於人物上，片中開始描寫了兩人的家庭狀況不同，葛蘭是出身於中產之家，而林翠出身富豪，但這一層對於人物的發展，和性格的完成，似乎並無影響；這樣不僅使人物的血肉與立體感，為之減弱，也使她們家庭生活的描寫成為浪費筆墨。說到全片的氛圍，這雖非全屬編劇的責任，但在基本的上課情形、人物的心理和生活的描寫上，使人感到像是高中，而不像是大學；這種感覺，我想本片的觀眾裡受過學校教育者都會有，不知為何同樣受過這些教育的編導者會未曾覺察？再深一層說，這是牽涉到主題，因為「平均發展」這一教育目標，最重要是在中學階段，大學卻應該是發展專長的教育，如《學府春色》中要男主角找到自己，則是更合大學教育的精神的；因此大學生是不像本片中要一起上音樂課，而中國文學系的學生，也不會去做生物學實驗也。易文、王植波兩位都是讀書人，我這淺見，質諸高明以為如何？次論導演：易文的導演，一貫長在「清新」，沒有某些只重經驗的老手們的匠氣；我最愛他在《曼波女郎》（一九五七）裡，喜劇中的一點深沉味。但本片裡這種深沉味似乎多了一點，因為這裡的葛蘭只和女同學吵了一架，並非由《曼波女郎》中的身世之痛；而且用得不如《曼波女郎》中有對照效果，反而妨礙了全片的喜劇節奏。在喜劇中，節奏是本，噱頭笑料是末。以本片論，似乎導演運用噱頭笑料，勝於節奏。我之談節奏，本已被那些「論客」作為筆下諷刺之資，這東西確也撈摸不着，可以感覺，而難具體說出所以然。本片令人感到節奏不夠喜劇的明快，一定要具體說的話，也許是調子慢了一點，鏡頭也分得長了一點；這裡還牽涉到攝影——即是以喜劇論，本片的調子嫌暗。再談表演：由於電懋的實力，本片可謂人才濟濟，王萊、陳芸、沈雲、田青、吳家驤、陳又新、李英、高翔等等，都在大材小用下而各作了不壞的演出，其中吳家驤一反過去的戲路，演一老年人而甚曰穩練。陳厚與喬宏的戲份也不算多，但各有光芒；如以他二人比較，則喬宏重於人物的刻畫，而陳厚優於喜劇的「點送」。「雙頭牌」的兩位女主角，戲的比重上葛佔優勢，但我私見以為演出上林優於葛，林翠爽朗矯健，演出了一個年輕的女運動家的風貌，而在葛蘭身上，卻找不出一個愛好藝術而又從不太賦予的環境中，多少經過一些奮鬥而成長的少女的特質——當然，這裡也有着劇本對人物性格刻畫的問題，責任並非全歸諸葛蘭的。最後說到音樂，我對綦湘棠的看法（自然僅是從他的作品裡，此外一無所知），是他乃以古典的訓練寫爵士，所以他的爵士作品中有古典味，與姚敏的純然爵士風不同。而葛蘭之唱，也是寓古典的訓練和情味於爵士中，與綦湘棠的曲趣十分配合得宜。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