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阮玲玉最后一部作品由罗明佑编剧，罗明佑与朱石麟联合导演的《国风》上映于1935年，这一年正是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实行的第二年；左翼电影《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了荣誉奖；日本人发起了“华北事变”，而完成了长征的共产党人得到了喘息，开始呼唤抗日，在年底组织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尽管诞生于如此云诡波谲的时代背景下，在当今的语境中，这部电影却以阮玲玉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而被人们所熟知所记忆。《国风》讲述了一对家境贫寒的姐妹，在完成了中学的学业之后，阮玲玉饰的姐姐去做了一名小学教员，而深爱妹妹的她也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劝说追求她的表哥娶妹妹为妻。婚后，妹妹在丈夫的支持下去上海读大学，姐姐这时也得到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姐妹俩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时候，娇生惯养、自由散漫的妹妹很快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并且跟一个富二代打得火热。而姐姐因为艰苦朴素，并且时刻不忘劝戒同学们勤奋读书，而成为同学们的笑柄。在结束学业回到乡下之后，姐姐重新投入教育事业，而妹妹和妹夫却最终以离婚告终。姐姐和妹夫一起宣扬回归“礼义廉耻”四维的“新生活”运动，这时妹妹和她的富二代同学幡然悔悟，决定响应运动的号召，去乡下办小学。在罗明佑进入国民党中国教育电影执行委员会任执行委员并兼任中央摄影场顾问之后，“联华新派”的创作终止了，被同国民党政府的全面合作取而代之，《国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罗明佑编导拍摄的。秉承着左翼电影观念先行的传统，影片将妹妹塑造成为了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她爱慕虚荣、娇生惯养、任性无知，拆散了姐姐和表哥之后又跟有钱人家的公子暧昧不清，集万千讨厌于一身；另一方面，姐姐成为了传统儒家价值观的代表，她克己复礼、认真负责，成为了影片宣扬的主要对象，“新生活运动”价值观的承载者。这无疑是一种反创作规律的同时也非常无趣的人物设置。当影片将妹妹所及其所代表的城市新兴青年知识阶层片面化地描述为虚伪矫饰，不知人间疾苦的群体时，也将姐姐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念置于绝对正义的地位，而一切冲突的目的及其解决方式都是为了将“新生活运动”合理化。我认为这是一种反现代的价值观念，同提倡“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一脉相承。片中姐姐学习了西方的文化知识，却投身于倡导“礼义廉耻”的运动，希冀于通过一次运动，通过传统价值来实现民族的复兴。相对于《国风》，1931年由明星公司拍摄，程步高导演的《银幕艳史》更为符合我们对于现代性的想象。影片通过影星宣景琳的视点，展示了明星公司庞大的规模，现代化的片厂，正规科学的管理方法，紧张繁忙的摄制工作；更极富创意地将《火烧红莲寺》等明星公司推出的卖座电影剪辑进影片中，几无异于当今的植入广告。影片更有进步的女性意识，将女性要工作才能有独立的主题巧妙地通过有趣的情节表现出来。采用类似的手法，影片一直在呼吁遵守秩序、遵守规则等商业社会中的公民所需具备的基本素质。明星公司商业上的成功在这部优雅、进步、自信的电影中一览无余，《银幕艳史》就像片中繁华的上海街头一样让人迷醉。“新生活运动”在国民党败走台湾后，落得了一个无疾而终的下场，如同中国近代史上的历次运动一样。在时代的背景下看，“新生活运动”的出发点甚至是好的；所倡导的“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与“生活军事化”对于改进国民性，改善国民素质是有积极意义的，也与时代的“救亡”主题紧密契合，中国问题专家James Thomson将新生活运动称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只是生活是万万不能运动化的，当运动成为常态，生活就会成为一种表演艺术；这种由政府成立统管全国“新生活”运动的“新生活运动总会”，通过政府制订政策严格管束民众生活的某些方面，寄希望于通过运动的形式一劳永逸地改变国人的思想，注定是行不通的。洋务运动没有带来富强；当放弃了改良的努力后，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却并没有带来民主制度；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虽然激烈地批评了传统文化，却并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观念，甚至并不能阻止后来的“新生活”运动回归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共产党及其发动的革命更像是国民党下的蛋，这一切运动终于在文革中将所有人一起推向了苦难的深渊。以至于80年代的学人不得不反思，其中李泽厚的论断颇有代表性，他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救亡取代启蒙”，“反封建”的文化启蒙运动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我总是不由得在想，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没有日本侵略者，中国的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在此也只能慨叹或许真的是这两个世纪国运不济吧。只是希望未来，不再有疾风暴雨似的运动，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取而代之的，是公民教育，是自由理性的公共空间，是扎扎实实的现代化进程。正如姜文所说，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