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在高速發展的中國，像蘇這樣的流浪者的生存空間已經越來越小。在杭州一條正在建設的二十四號大街旁邊，蘇和情人琴開設了一家簡陋的餐館，但因為沒有經營許可證，他們和其他一些非法住戶總是受到政府的驅趕，處世不驚的蘇和琴在另外的地方又建立起一個自己的餐館，但不久又被政府拆除。蘇決定回到故鄉，那裡有著他曾經的家庭和兒女，同時也有著琴的家人。但是已經在外闖蕩了30多年的蘇，家人對他的到來並不歡迎。導演通常默默地觀察蘇和琴的歷險，但偶爾也會介入，當蘇開始有不道德的行為欺騙他人時0.24號大街有著豐富多彩的主人公，影片展現了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轉折，和那些追趕不上這個國家飛速發展腳步小人物的故事。　　Chinadoesn’thavealotofroomanymoreforpeddlerslikeSu.Hesetuparamshacklerestaurantnexttoaconstructionsiteon24thstreetinHangzhou,butofcourseheneglectedtoobtainapermit.Unsurprisingly,theauthoritiessendhimandtheotherillegaldwellersaway.Unfazed,SuandhisgirlfriendQinfindanotherplacefortheirrestaurant,onlytobesentawayagain.Suthendecidestogobackhometothecountryside,wherehiswifeandchildren,alongwithQin’sfamily,stilllive.Afterbeingawayfor30years,thecoupleisn'texactlywelcomedbackwithopenarms.FilmmakerZhiqiPanusuallyobservesSuandQin’sadventureswithoutcomment,butdoesstepinonoccasion,suchaswhentheunscrupulousSuistryingtocheatpeople.Withitscolorfulmaincharacter,24thStreetoffersanoriginaltwisttothestoryofmodernizingChina—andthoseonthefringewhocan’tkeepup.

没钱，就是不能肆意妄为！

今年金马奖颁奖礼上的滔天巨浪，大家已经都略知一二了。

那位导演的得奖感言，在国内掀起了一场论战。

很多人引用了伏尔泰的那剧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关于这句话，又是一场论战。

当然，这篇文章并不是讨论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

我说的是同样入围了今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另一部作品--

《24号大街》

《24号大街》入围过去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

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算得上中国纪录片的福地。

范立新讲述留守儿童的《归途列车》曾在此获得过伊文思奖。

范俭那部关于余秀华的作品《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过评委会大奖。

这个电影节是纪录片领域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

《24号大街》在今年的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获得了IDFA优秀纪录长片。

导演潘志琪是浙江传媒学院的老师。

他花了7年的时候，辗转于杭州、苏州、贵州三地进行跟踪拍摄。

展现了一出在经济高速发展下的中国民工流浪记。

本片曾在去年NHK电视台播放过。

它的副标题就是《中国流浪民工的故事》。

恩，就是那个制作过《三和人才市场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的NHK。

人家霓虹国还真关心这些发生在中国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根据2018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调查的数据。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到1.74亿人，同比去年增长了1.1%；月均收入达到3736元，同比增长了7.3%。

从数字上看，劳动力与月均收入达到了双增长，收入高了，是不是境遇也跟着好了呢？

看了老苏的故事，你们自己判断。

本片的主人公苏永禾（以下简称为老苏），就是上述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

01

“混”在异乡为异客

老苏，60岁，来自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

和女朋友生活在杭州市下沙区的24号大街。

说是24号大街，当时，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建筑工地。

杭州的城市建设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揣着各自的梦想参与到城建里。

24号大街生活条件是很差的。

要就医，只能就近去路边的便民诊所。

要理发，有街边的老师傅，几块钱就能解决。

衣食住行，在这个24号大街的棚户区都能解决。

旁边新建起的小区，与他们有关，又与他们无关。

就像纪录片中的这个场景，一切都看起来如此的魔幻。

这些楼盘都是掺着他们的汗水拔地而起，而他们只能辗转一个又一个建筑工地。

老苏在24号大街经营着一个小食堂，光顾的自然是工地里的民工。

说是食堂，其实就是自己搭起来的棚子而已。

支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上几排菜，每样菜都用保鲜膜包着，点哪样菜就做哪样。

这样的棚子，自然不能要求过高的条件。

风沙、蚊虫避免不了。

刮风下雨的时候，棚子还有漏水、倒塌的危险。

条件虽然艰苦了些，老苏过得倒也自在。

用他自己的话说。

人在世界上生存要想开一点，能吃点就吃点，能喝点就喝点。有机会，就去全国各地周游一周。等老了，再去回顾一下走过的地方，这就够了。

老朱的人生阅历很丰富，大江南北都曾闯荡过，“钞票大大入进我的兜里”这是老朱的理想。

夏天不忙的时候，拿着小菜、啤酒，去附近的大桥下面避暑。

想洗澡的时候，他就拖着一个红色的塑料大盆，到旁边的楼盘，随便拧开一个消防栓泡澡。

他说这个盆，走到那儿带到哪儿，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每天必须泡个澡。

他身边的陈琴妹是“第二任妻子”，跟了他十几年。

其实第二任妻子这个词并不准确，因为他跟前妻并没有离婚。

他跟第一任妻子结婚是因为老家包办婚姻，并没有感情。

由于重婚超生被单位开除之后，陈琴妹就陪着他一起闯荡各地。

一辆电动三轮车，就是他跟陈琴妹唯一的“家用电器”。

他俩就坐着这台电动三轮车四处辗转。

工地旁边棚户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24号大街的棚户区也一样。

2011年7月4日就是24号大街棚户区搬家的最后期限，这里据说是要建五星级酒店。

“能干一天是一天”，老朱徒然地坚持着。

就在搬家的前一天，他喝着酒，无奈说着“这到底是执法还是违法？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又不是难民。”

没过多久，曾经热闹的棚户区就变成了一片空地。

棚户区的命运就是这样，既然小区已经落成，他们就会变成无关痛痒碍眼的存在。

他们在城市里只是无人关心的异乡人。

在老朱眼里，他经营着小饭馆，在维持生计的同时，为了24号大街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在拆迁办的人眼里，只不过是违章建筑。

老朱只能跟着妻子另寻活路。

他又选了一个建筑工地，准备东山再起。

自己开荒，自己种地，自己搭棚子。

盘算着工地开工，这处荒地可以变成另一个24号大街，甚至更热闹。

就这样，他等着大批工人光顾着他的小店。

小店刚开张，没人光顾，一天只卖了11块5毛。

老朱并不着急，他乐观地说道，做生意需要时间。

靠着工地吃饭，就躲不过“拆”的命运。

就在他乐观得计划着自己小日子的时候，城建执法大队来了。

年底之内必须搬走，他们又被下了最后通牒。

老朱使劲嘬着嘴里的烟，对于自己的处境愤愤不平，却又无能为力。

当年因为三峡大坝工程，他亏了一百多万，才落到了这般田地。

不过想有碗饭吃，有片瓦遮雨。

“中国这么大，却没有我立足之地”。他很不甘。

与地产商理论，对方只赔了1000块，气得老朱给市委书记黄坤明打电话。

家中的老母亲已经癌症晚期，他愧疚得无地自容。

他决定跟陈琴妹回到自己的老家——贵州。

02

有时，家并不是温暖的港湾

至少对于老朱不是。

想回家和好？谈何容易。

他当年抛妻弃子，多年没有向家里寄过生活费。

要带着陈琴妹回贵州老家，原配怎么可能答应呢。

他想回家试一次。

其实这次回家，老朱是打着小算盘的。

他的老房子就在高铁的旁边，高铁开工的话，他的老子就要拆迁。

他看上了老家的发展潜力，有潜力，就代表着有商机。

只要能跟原配和好，他就能在老家扎根，甚至想在老家买套房子。

一切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他就不必再四处漂泊，他感到疲惫了。

在外面，没人当他是人，回了家，至少被当人看。

真实情况是会如他所愿么？至少在影片里，他的小算盘全都打空了。

回了家，同样压力山大。

陈琴妹跟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名分。

他说要给陈琴妹的父亲下跪道歉。

被问到存了多少钱，他无言以对。

因为混了这么多年，他还是一无所有。

回到家里，原配妻子对他冷面相对。

他与原配之间的裂隙已经不可能弥补，也不存在被原谅的可能。

这个结果，到底该怨谁？

家里面吃饭，他只能无言地坐在外面抽烟。

他对不起原配妻子，也没有资格发脾气。

片子前半段乐观的老朱不见了，后半段的他，眉头紧锁、沉思无言，在老家度日如年。

妻子不接受他，儿女也不接受他。

大女儿骂他是个骗子，这个家里没有他的位置。

在家里人眼里，他只是一个罪人，世界上最大的罪人。

苦闷的老朱，在村子里闲逛。

墙上贴的标语，仿佛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村子，也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就这样，从农村闯到城市，又从城市落跑农村，最后他又回到了城市。

熟悉的24号大街。

7年后的24号大街，早已变了样子。

他来这里探望打工的儿子，这个他曾经无比熟悉的24号大街，好像从未如此陌生。

03

后记

现在的老朱，在无锡的一家工厂打工，生活也相对稳定了。

老朱，就是现在中国农民工群体里的一个例子，可能这个例子要特别一些。

就像周浩的《棉花》里，那对在南方制衣工厂里打工的夫妇一样。

虽然他们的收入可能并不高，但他们是这个社会不能缺少的部分。

只能说他们是被高速发展的社会利用完，又被随手抛弃。

最近坐地铁，在站台上看到一个“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的公益广告。

去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小组早在2013年就成立了。

5年过去了，不管统计数据上的数字，中国的农民工现在的处境如何呢？

希望，他们不是统计报告上那一串串抽象冰冷的数字。

- 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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