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死刑犯A，殺害好友後勒贖。死刑犯陳昱安，砍殺父親111刀。死刑犯鄭捷，於捷運上隨機殺人。「死刑犯」是司法給他們的一個標籤，但這三個人作為人的身分卻為人漠視，而至親所背負之痛，更從來無人知曉??。曾以紀錄片《起點》、《我無罪，我是鄭性澤》長期關注司法議題的導演李家驊，這次選擇了三位犯行各異的死刑犯為主角，有人尚在服刑，有人在獄中自戕身亡，有人已遭到槍決伏法。在「殺人償命」的正義大纛前，他們的命運殊途同歸，宛如報廢的物件，但在律師、死囚家屬面前，標籤之後卻是一個個血肉之軀。全片以平實的採訪片段與報導影像，不拘泥於法條本身，而是深刻表達了導演對「人」的處境的關懷，爬梳現代台灣司法死刑史之餘，也引出了對現行體制的叩問。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

文 | 黄令华

来源 | 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

2020年愚人节这天，死刑犯翁仁贤伏法。新闻标题说，他的哥哥并不想领回遗体，也早已不把他当家人。这次的死刑执行约半年前，《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在金马影展首映。彼时，A还在监狱中服刑、陈昱安狱中自戕、郑捷已在台北看守所枪决。

得知要与导演李家骅进行访谈后，我怀着巨大期待，蜷在床头用在线平台看了这部纪录片。纪录片平实，娓娓说故事，针对死刑存废的制度问题与社会结构没有太多着墨，背负巨大压力的死刑犯家属在镜头前穿梭巷弄，郑捷的父母在新闻画面里跪着，情绪时而排山倒海扑来，叙事节制，时而干燥的安插几个狱外的空景。

隐约感受着银幕里外，导演面对着死刑犯及其家属，他们面对着死亡，而这些关系中的夹层，被某些沉默的时刻维持着平衡，导演沉默、家属沉默、死刑犯沉默。司法人员立于清明之处，细细说着案件细节，他们逻辑清晰且有效地告诉你事情的经过，事实的判定和事发的可能性。但看完片后，我困惑着，这样能多了解死刑存废的争论吗？

逼近死刑的导演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

在纪录片中缺席、隐身，却如此决意在自己创作的生命轨迹中，不停追索关于死刑这个困顿的议题。从拍摄纪录片《起点》到《我的儿子是死刑犯》于院线上映，为什么他这么执意地掌持摄影机，步步逼近这个庞杂又艰难的提问：「人难道能杀对人吗？」

图 | 关键评论网 王祖鹏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导演李家骅

说到故事的起头，导演总开玩笑地说，这故事说过太多遍啦，而且很长。

那年在南艺大还在读音像所，时任教授的蔡崇隆导演看了他的作品，觉得这个人或许堪用，可以自己出机拍片，便把《岛国杀人纪事3》的工作部分交给他，更甚至开了书单要他思考死刑，将《杀戮的艰难》这本书影像化的构想便开始闷孵，导演也走上关注司法议题这条不归路。

「娟芬的文字太迷人，我想要拍才发现自己拍不出来，但政权轮替，每当社会面对重大转折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被枪决掉。你知道废死写在民进党的党纲吗？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但蔡英文政府时期还不是执行了死刑，我一直觉得是时候好好谈死刑这件事情了。」

阿嬷的米粉汤

但再说到故事起头的起头，导演又开玩笑地说，他以前是个不太思考的人，当年从政大历史拼命转到广告系后，才发现广告也不是自己的本命。

「说到烟，我会想到与家人有关的不好记忆，这让我很讨厌烟，我连没有拆封的烟都很讨厌。但老师说，如果给我一千万，我拍不拍烟的广告，我就说不要。我才意识到广告是这样，那并不是一个跟创作有什么关系的东西，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大三的时候，政大创意实验室的陈文玲带了杨力州到政大，李家骅说：｢那是我第一次看纪录片，我才知道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哇好好看哦。我就跟文玲说，我要考南艺大音像所，文玲因为担心我考不上，一度很迟疑要不要帮我写推荐函，还好文玲最后还是大力帮忙。虽然我过去的作品只是拍我阿嬷卖米粉汤，但好险笔试是当时我在行的，靠着努力和大家的帮忙，最终还是考上了。｣

卖米粉汤的阿嬷，是他靠着大学打工赚的钱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拍的第一部人物纪录片。「那时候第一次拍当然很兴奋，拿着摄影机一直乱zoom in、zoom out的，上张照堂的课时要放作品，我还记得我是第五部作品，超丢脸，同学们的作品都超强，我拍什么米粉汤。」学生时期每天到米粉汤帮忙工作的记忆，关于烟的记忆，点跟点连成线，慢慢地让李家骅不停地拍，拍纪录片到了今天。

「后来很幸运，研究所拍摄关于个人生命史的作品《25岁，小学二年级》拿了奖，就开始有纪录片可以继续拍。也在老师的怂恿下跑去念博士，虽然博士论文口考那天被电爆的问题跟画面都还记得超清楚、超痛苦，但还好这一切可以让我继续拍片就好。」

说着这段心路历程，导演笑得太开，眼睛周围瞇出好几条鱼尾，笑容含着八颗整齐的白牙，你会被他感染，被他若有似无地自嘲融化，跟着突然相信他真是个幸运的人，一路懵懵懂懂却也成了今日带着一班班学生投入纪录片拍摄的教授，一直腼腆怕羞，却还是走近司法制度里最难解的一个黑暗角落，拿着摄影机决心直球对决。

图 | 关键评论网 王祖鹏

死刑执行之后，台湾什么也没得到

「我后来跟我的伙伴说这次我们要直球对决了。关注司法议题这么久，我一直都不敢太直接。我一直都觉得台湾社会还没有准备好直面这么敏感的议题，或是进电影院看一部跟你论理的纪录片。所以我要讲故事，告诉你死刑的过程就是这样。A犯了错被判刑，苏建和出来告诉你被判死刑的感觉是如何，接着你会在狱中面对到钱跟家人探望的问题，陈昱安后来自杀了，国家也枪决了郑捷。所以最后我想问的就是死刑执行完台湾到底得到什么。我有答案啊，就是没什么。就是执行没有办法带给我们任何东西啊。」

对导演来说，讨论死刑的想法已经在他心里酝酿了很多年，若要与社会对话，你并不是要告诉已经支持废死的人更了解这其中的纠结，如果可以让支持死刑的人在映后告诉你，「我还是支持死刑，但我看了你的片之后，我觉得我看到了另一个观点，愿意多想一下，甚至去买《杀戮的艰难》。」影片便携带它自己的生命开始与不同的观众相遇，场场放映场场满座。

图 | 佳映娱乐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电影剧照

「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湿地』放片的那次来了十个高中生，他们看完片问了无罪推定还有一些案情细节，我在想，天啊我二十年前在他们这个年纪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对台湾还是感到相对乐观，我的学生们也想不开要继续拍相关议题。」

台湾人的正义感过剩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的正义感是一种膝反射的结构，我们都觉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人一犯错我们就觉得他们去死就好，都没有想过人为什么会犯错，就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他。」

死刑的讨论在台湾社会早已不是新话题，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播毕网络热议，然而每当随机杀人等社会事件再次发生，网络上一则则仇恨言论便会再度掀起热浪。有些人就是该死，有些罪便是要以一命相抵，这些往复从没有消弭。

图 | 公视

「台湾媒体是讨论了很多，但根本都在乱讲。那些名嘴在节目上说，郑捷在被枪决前超害怕他都腿软，问他怎么知道，他说听人家讲的。谁告诉他的，他说不知道。我想说妈的，这样也可以讲。所以这部片很简单，我就想找跟死刑有关的人，第一线的人，各种角度接触过的。你知道篇幅有限，你希望观众把故事听完，那表述能力就很重要。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绝大部分是律师在讲话，因为他们才能表达清楚，而且我在素材中看见他们是有人味的律师。他们不是来接案子，而更是把这些人当人，比起我们这些拍片的，他们才是付出更多、身体力行的人。」

但面对死刑，台湾人为什么有这么强烈但用错地方的正义感？李家骅导演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台湾缺乏共同体的想象」。

在这个媒体下嗜血标题的时代，大家急于吞食那些耸动的标签、夸张的故事。死刑故事放在剧情片的架构里，彷佛我们都可以同理，如果拉他一把事情就不会发生，但在纪录片的脉络里，我们好像都决定无法原谅、无法再更深入地去思考与辩证，也难以觉察这个社会的一体性，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人犯下的大错跟我有关。

「我不认为这是死刑犯他一个人的责任，就算他的责任占九成，家属跟社会都有一部分的责任。那我们是不是社会里的一份子？我记得我曾听过罗秉成委员，他是一个司法相关的政委说道，『谁杀人，你们都觉得你们没有份。我觉得算我一份。』我听到的时候很震惊，台湾人都不相信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不相信自己跟这个社会有关。」

图 | 佳映娱乐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电影剧照

我们都到过失控边缘

「拍摄的过程中对我来说是最好玩的，在没有剪进去的镜头里，我都跟黄致豪律师说我要乡民上身了，然后开始跟他辩论。我的好友李惠仁导演就是这么拍纪录片的，我想过要拍一部李惠仁式的纪录片，一直聊死刑，说给你听。但后来我发现这不适合，李惠仁在影片里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清楚，他问问题甚至有时候满咄咄逼人。但我不是。」

谈到那一次次拍摄的访谈过程，还有一场场与律师的辩论。对李家骅来说，那个驱动他拍摄《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的动机一直都清楚不过，他怀着许多困惑和震荡，不停发问，试图厘清。然而过程是过程，完成一件作品却又是另一件事情。导演自嘲自己影像化一部论述作品的能力不足，总将功劳归给劳苦功高的剪接师黄懿龄。

图 | 佳映娱乐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电影剧照

「我的剪接师告诉我，让我们回到人的状态。要看人的状态，我们不能停留在论述。就像说到苏建和，他就是一个害羞的宅男啊，跟我一样。这种人怎么可能杀人，我不相信耶。如果不谈冤案，那我们就直接去看已经确定死刑的犯人，看我们能不能一样看见人的状态。」

纪录镜头中没有涵盖人的处境，大量的访谈构筑出构图上的困境。影像偏弱，导演承认他认为影片还没完成，永远不够。除了在剪辑的叙事上试图贴近，试图将论述去芜存菁塑成一个可以撬动不同立场的故事，导演在心境上最大的收获仍是体察人的状态，重新思考「怎么把人当人」。

「我们都到过失控的边缘。你有没有那种经验是，骑车的时候一台车在你面前插过来，超想把他干掉的冲动。我们不是比较优秀，我们就是幸运一点，在快要失控的时候找到多一点的方法可以把自己拉回来。我们都是人，都会犯错。」

人永远在作品前面

谈到三位死刑犯的家属，导演欲言又止，这些仍在生活中面对死刑压制的人，仍试着面对，无论是拍摄前到放映后，面对人一直是最复杂且困难的事。回忆起南艺大音像所得那段日子，纪录片伦理之于李家骅导演，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南艺的训练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态度，那就是『人永远在作品前面』。不管我们是不是具体拍摄一个人，那还是指涉着一个很明确的族群，其中一定会有剥削的问题。如果要伤害一个人，才能让作品更好，我宁愿让作品不好。」

「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现在关于这部片的访谈陆陆续续出来，我都不太敢传给家属看。我不希望让他们觉得，我正在为这部片高兴，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悲剧之上。」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

Me and My Condemned Son

中国台湾 / 73分钟

李家骅

剧情简介：

死刑犯 A，杀害好友后勒索。死刑犯陈昱安，砍杀父亲 111 刀。死刑犯郑捷，于捷运上随机杀人。「死刑犯」是司法给他们的一个标签，但这三个人作为人的身份却为人漠视，而至亲所背负之痛，更从来无人知晓⋯⋯　　

曾以纪录片《起点》《我无罪，我是郑性泽》长期关注司法议题的导演李家骅，这次选择了三位犯行各异的死刑犯为主角，有人尚在服刑，有人在狱中自戕身亡，有人已遭到枪决伏法。在「杀人偿命」的正义大纛前，他们的命运殊途同归，宛如报废的对象，但在律师、死囚家属面前，标签之后却是一个个血肉之躯。全片以平实的采访片段与报导影像，不拘泥于法条本身，而是深刻表达了导演对「人」的处境的关怀，爬梳现代台湾司法死刑史之余，也引出了对现行体制的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