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肯·洛奇
伊恩·哈特,罗塞娜·派斯特,伊西亚尔·博利亚因
战争片
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
1995
在西班牙战场身负重伤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这样评论西班牙内战：“士兵百无聊赖，高层都是虚伪政客”。 在肯.洛奇导演的同题材影片《以祖国之名》里，这句话可以改成“士兵在前线拼命，政客在后方夺权”。西班牙内战爆发的原因是1936年由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工人党（POUM）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党派组成的人民阵线在大选获胜后，推出了一系列激进改革措施，触犯了军人，大资产阶级和教会的利益。弗朗哥将军发动叛乱，很快得到德国和意大利人力物力上的极大支持。本片的主人公大卫是利物浦的失业工人、英国共产党员，他历尽艰辛远赴西班牙加入西班牙工人党领导下的民兵组织（不是著名的国际纵队）。一开始，大卫所在的民兵部队和叛军（西班牙正规军、意大利和德国军人）罕有交火，双方只是打嘴仗消磨对方士气，这或许是奥威尔认为士兵无所事事的部分原因。随着战局的发展，这支武器装备极差的民兵部队英勇奋战，付出生命代价，取得了一些胜利。全国范围内，工人党领导下的民兵保卫了马德里，解放了纳瓦莱斯、谢塔莫等诸多地区。在巴塞罗那养伤的大卫目睹了工人党和无政府主义者被宣布非法及勾结法西斯，共产国际不同派系的军队自相残杀，他的信仰轰然坍塌。大卫重返阿拉贡地区的民兵队，但这支没有任何支援的民兵组织很快就被政府军缴械。包括大卫在内的很多出生入死的民兵遭政府通缉，有些战士竟被杀害。洛奇早年拍摄电视纪录片，后来他影片的影像风格明显带有纪录片朴实自然的特色。在洛奇的片子里，基本上看不到特别的构图，华丽的长镜头和跳跃的剪辑，打动人心的是电影主题的人文关怀与内在力量。在《以祖国之名》里，一贯关注社会底层的洛奇也深切地表达了对西班牙贫苦农民和勇敢而无辜民兵的同情。洛奇喜欢借人物的语言交锋来展现影片主题和时代氛围。比如片中被解放的农村召开全员大会时，绝大多数无地农民都坚持所有土地集体化，而有地的农民则强烈反对。民兵里的大部分人，包括深受法西斯统治之苦的德国人，都支持农民的革命诉求；而来自美国的劳伦斯则反对集体化，一方面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影响较小，远不如在欧洲那样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劳伦斯认为过于激进的革命行动会影响西班牙的国际形象，导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拒绝提供援助。会议上思想碰撞的表现方式在洛奇获得金棕榈奖的《风吹麦浪》中也有精彩体现，片中双方辩论的核心是爱尔兰独立道路的选择。从历史发展看，西班牙内战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德国和意大利支持弗朗哥的叛军，这两国共派出了近十万人的部队，而苏联则派遣了不足千人的军事人员支持西班牙政府。英、法、美等国执行不干预政策，苏联为了与巩固与英法的联盟，一方面在支持力度上远远不如德意，一方面极力压制西班牙国内的共产主义激进革命。因此片中劳伦斯所期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援助是一厢情愿的，英法当时的政策就是纵容和姑息法西斯，希望法西斯的矛头最终指向苏联。某种程度上，西班牙与捷克、波兰甚至法国一样，都是英法绥靖政策的牺牲品。影片最感人的场面是牺牲的民兵Coogan被埋葬时，所有民兵和农民一起高唱国际歌——这是我高中时代最喜欢的歌之一，虽然我一般听唐朝乐队的版本，时隔多年后听到仍然热血沸腾。国际歌流行的年代是一个荡气回肠的时代，也是真正理想主义者的时代，知识分子是被看作社会良知与勇气的代表，在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的国际纵队的大名单里就包括了海明威、聂鲁达、罗素、奥威尔、加缪和毕加索等世界级的大知识分子，西班牙内战因此被成为“诗人的远征”。但也确实如片中所展示的那样，内战中左翼各党派争权夺利，在巴塞罗那国际纵队甚至发生内斗，造成千余人的死伤，实为内战中的内战。片中大卫撕毁了自己的党员证，而有切肤之痛的奥威尔逐渐认识到政治谎言和极权主义的本质，这为他后来写作《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埋下了伏笔。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和平时期，尤其在冷战结束后，政治意识形态已不再流行，消费主义成为全球的主流，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灰飞烟灭，世界电影市场更是笼罩在好莱坞霸权的阴影之下。肯.洛奇是一个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导演，他的电影从不向政治压力与票房利益妥协，他始终关注边缘底层人群，挖掘被遗忘的历史。正如一个制片人评价的那样“多数导演拍他们认为人们会想看的电影，而洛奇拍他认为人们应该看的电影。”
